历史上真实的Wladyslaw Szpilman和WilmHosenfeld他们相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一个是九死一生的波兰钢琴家，一个是对现实感到迷茫的nazi德军上尉。多年以后，幸存的钢琴家把自己的故事公诸世人，引起轰动。2002年，波兰著名电影导演罗曼·波兰斯基又把它搬上银幕，斥资3500万美元的大制作《钢琴家》在第55届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之后，又一举夺得2002年度美国影评家协会四项大奖。这里回忆的，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故事。

　　加入nazi的德国青年

　　故事中的nazi军官叫维尔姆·霍桑菲尔德(WilmHosenfeld)，生于1895年，是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。随着父亲工作的更动，维尔姆的童年迁徙于德国伦山一个个高原小村庄之间。后来读了师范学校，维尔姆自己也当了教师。生就的浪漫气质，维尔姆从小就富于幻想。自中学时代，他就加入了一个叫“流浪鸟”的青年组织。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，他们憧憬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一个没有达官贵人，充满平等和博爱的世界。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。

　　1914年8月，爱国热情高涨的“流浪鸟”们上了前线。维尔姆作战英勇，三次负伤，自豪地回到祖国。然而像许多同胞一样，他把《凡尔赛条约》视为对德国的侮辱。战后一年，在“流浪鸟”的一次集会上，维尔姆遇到了让她心仪的姑娘安娜玛丽·克鲁马赫尔。他们结了婚，1927在塔洛的一个小村庄安下家，安娜玛丽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，一家人过得宁静而美满.

　　当希特勒赢得1933年大选时，维尔姆认为他的纲领接近“流浪鸟”所崇尚的平等思想——元首不是许诺说，所有德国人不论出身多么卑贱，只要参加国家社会党(nazi)都可以一展宏图吗?他参加了nazi冲锋队，两年后又加入了nazi党。年轻的维尔姆喜欢唱歌、郊游、森林、营火。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心醉，根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即将带来的灭顶之灾。

　　波兰犹太钢琴家

　　就在维尔姆投身nazi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波兰钢琴家已是柏林音乐学院二年级的学生，他叫瓦迪斯瓦夫·什皮尔曼(WladyslawSzpilman)，当时22岁。或许是家族基因的遗传，或许是后天的熏染，瓦迪斯瓦夫很早就在音乐方面显露了过人的天分，16岁便考进华沙的弗雷德里克·肖邦音乐学校。一首曲谱，他只要读一遍，就能无懈可击地弹奏出来，而且能以任何调式即兴弹奏一些完整的作品。父母在私下里不胜欣喜：“将来这是又一个鲁宾斯坦，又一个霍罗威茨!”

　　瓦迪斯瓦夫的父亲塞缪尔是卡托维兹歌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。他一向仰慕德国的音乐文化，希望儿子将来在德国发展。“德国有300部歌剧，而波兰只有3部!” 他常对瓦迪斯瓦夫说。然而希特勒执政后开始迫害犹太人，父亲的希望破灭了。年轻的钢琴家回到华沙，他创作的歌曲折服了许多音乐厅的经理，机遇向他微笑。他应聘到广播电台工作，不久就开始给老家汇款了。后来，他在斯利斯卡街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，把父母和弟妹都接来同住，那是什皮尔曼一家最幸福的时光。

　　1939年9月1日，战争爆发了。23日，瓦迪斯瓦夫正在电台播音室演奏肖邦，一群德国轰炸机飞向华沙。一小时后，首都的供电中心首先被炸毁，电台的播音嘎然中断。

　　“我感到羞耻”

　　1939年8月底，维尔姆·霍桑菲尔德再次应召入伍，这时他已44岁，被分配到后卫部队，没有直接参与入侵波兰。10月，他被派往波兰的帕比亚尼采，管理一个临时战俘营。

　　一天在战俘营外，一个女人上前用德语跟他搭话：“求求您，先生，我丈夫被关在这里，我现在怀着孕，他母亲快咽气了，只求临终前再见儿子一面，要是您能放他出来……求您了!”

　　这个叫佐菲亚·切齐奥洛娃的女人其实是编了个故事，她并没有怀孕，她的婆婆也没有病危，但是霍桑菲尔德相信了，答应帮她。三天后，波兰军士长斯坦尼斯拉夫·切齐奥拉获得了自由，心存感激的夫妇俩把德国军官请到家里，坦告真情。从那以后，他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。

　　这期间，维尔姆对德国军队在波兰的使命逐渐产生了怀疑。1940年冬的一天，他看到一群德国兵毒打一个波兰孩子，因为怀疑他偷了干草。这件事又一次深深触动了他，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：“我的所有热情都熄灭了。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，作为一个德国军人，我感到羞耻。”从这时起，他开始写战时日记，通过军邮一篇一篇地寄给妻子。

　　1942年，维尔姆·霍桑菲尔德晋升上尉，负责管理华沙驻军的体育设施，组织各种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。他在驻地开了波兰语课，让德国官兵学习波兰语，请来授课的安东尼·切齐奥拉神父就是佐菲亚丈夫的哥哥。当德国人在战场上处于劣势时，神父对上尉说：“你们打败了，扔掉你的军装吧!我们会把你藏起来。”上尉拒绝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，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。”

　　“我们都死了，就在此刻。”

　　德军在华沙将犹太人圈禁在犹太人居住区。由于斯利斯卡街就在其中，什皮尔曼一家不能迁居他处。瓦迪斯瓦夫在下等小酒馆弹琴，挣的钱不够全家口，他们不得不一点点变卖家产。到1940年底，一直舍不得卖的钢琴成了最后一件没有保住的家当。坏消息不断传来，听说一些小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都被洗劫一空，但父亲仍然心存侥幸：“华沙是大都市，我们有将近50万人，他们不能那么做。”

　　灾祸还是降临了。1942年8月16日，什皮尔曼一家和数千犹太人一起被押送到Umschlagplatz车站，开往死亡营的列车即将从这里出发。人们在酷暑中挨了好几个小时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饥渴难耐的什皮尔曼一家以天价买了一块点心，分成六份，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午餐。

　　士兵们接到命令，开始把人群赶进臭气熏天的车厢。忽然，瓦迪斯瓦夫听见有人大叫：“瞧，这是什皮尔曼!”一个警察——可能是在小酒馆里听过瓦迪斯瓦夫的演奏——跑来抓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拽出队伍。眼看着弟弟妹妹扶着母亲上了车，父亲正四处张望着寻找他，瓦迪斯瓦夫的眼泪夺眶而出，“爸爸!”他高喊着，挣扎着，要和亲人在一起。士兵们把他推开了，其中一个冷冷地说：“你犯什么傻?还不赶紧逃自己的命去!”

　　瓦迪斯瓦夫一下子明白了等待着这些人的是什么，这些被强行塞进车皮的不幸的人!他转身拔腿飞奔……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，他梦见了弟弟，弟弟俯身对他说：“我们都死了，就在此刻。”

　　1943年2月，华沙犹太人区暴动的前两个月，一些朋友和广播电台的同事找到了瓦迪斯瓦夫，把他安顿在雅利安人居住区的普拉沃斯卡街。因为怕被抓住，他不敢出门，而且不得不一次次转移，更换住所。电台付重金让一个技术员照料他的生活。但是到了夏天，送饭突然中断了，瓦迪斯瓦夫困守藏身之所，无以果腹。几个星期后，当朋友们赶来时，钢琴家已奄奄一息。电台又为他另找到一个住所，房门从外面用挂锁锁上，瓦迪斯瓦夫在这里提心吊胆地躲了63天，直到1944年8月华沙起义。

　　漫长的63天中，他听到巷战的轰隆声和嘈杂声，然后是居民随着德军的推进而撤退。一天，他从窗口看到德国兵正在放火焚烧他藏身的这座公寓。与其被活活烧死或者跑出去被打死，他宁肯自杀。他吞下了30粒安眠药，默告家人：“我来了，和你们重聚来了。”

　　“你要挺住!”

　　公寓的大火在烧到瓦迪斯瓦夫住的地方之前熄灭了，昏迷许久的钢琴家竟又苏醒了过来。他恍恍忽忽走到外面，踯躅在废墟中。环顾四周，战前有131万居民的华沙如今已是一座空城，他好像当年的鲁滨逊，漂流在孤岛上。只是，不时还有德国兵巡逻，他只能找机会偷偷钻进废墟下的那些厨房，找一点食物充饥。他蓬头垢面，瘦得脱了形，在饥饿、孤独和惶悚中苦苦挣扎。

　　一天，他又摸进一个厨房，正埋头在撤离的主人没能带走的坛坛罐罐里聚精会神地翻找，没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。突然一声德语问话：“你在找什么?你不知道德军参谋部要驻扎到这里来吗?”

　　大难临头，衰弱不堪的瓦迪斯瓦夫已无力逃跑，他绝望了：“随你把我怎么处置吧!”

　　“你是谁?” 军官又问，他正是维尔姆·霍桑菲尔德。

　　“一个钢琴家。”

　　维尔姆指了指隔壁屋里的一架钢琴：“弹吧!”

　　瓦迪斯瓦夫在钢琴前坐下，开始弹奏肖邦的《g小调叙事曲》。飘荡在瓦砾堆上的优美旋律令上尉动容

　　“我帮助你出城，送你到乡下一个小村子去，”维尔姆建议，“在那里就安全了。”

　　“可是……我出不去。”

　　维尔姆猜到了：“你是犹太人?”

　　钢琴家把自己的隐蔽处指给上尉。在此后的几个月里，维尔姆多次回来。给他带来面包和大衣。

　　一天，钢琴家问他苏联军队到了哪里。

　　“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，华沙的一个区。你一定要挺住!最多只有几个星期了，战争不会拖过春天。”

　　维尔姆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44年12月12日，带着面包和被子。道别前他告诉钢琴家：“我的部队要离开华沙了，俄国人随时可能过来。”

　　1945年1月17日，维尔姆·霍桑菲尔德被苏联红军俘虏。

　　明斯克的囚徒

　　恢复和平以后，瓦迪斯瓦夫回到波兰广播电台工作，在第一次直播节目中，他又演奏了肖邦。他开始撰写回忆录。凭着惊人的记忆力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度过的每一段时光、交往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住过的每一个地方。这部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，书名为《城市的毁灭》。40年代末，瓦迪斯瓦夫娶了医科大学的女学生哈利娜，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。新的天伦之乐医治了心灵的创伤，他把对逝去亲人的痛苦思念埋藏进记忆的深处。

　　人们很久都没有维尔姆·霍桑菲尔德的消息。直到1946年6月，一个从苏联明斯克战犯营获释的犯人

　　给安娜玛丽带来一封信，那是维尔姆写的，他在那里干着挖渠和养猪的活儿。维尔姆把他帮助过的波兰人的名单写给了妻子，并嘱咐：“去找切齐奥拉，他还可能找到我帮助过的其他犹太人。”

　　安娜玛丽找到切齐奥拉神父，神父立即给明斯克战俘营的长官写了信，证明霍桑菲尔德在战争期间确实救助过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。但是上尉没有因此获释。1947年7月，霍桑菲尔德在战犯营中风，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;1950年被判处死刑，后减判为25年苦役。

　　直到1950年，什皮尔曼才得知霍桑菲尔德的悲惨命运，是另一个被上尉救助过的犹太人莱昂·沃姆写信告诉他的，信中说：“霍桑菲尔德在明斯克的战犯营，他被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。”

　　瓦迪斯瓦夫立即向共产党政权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请求帮助，不久获得答复：“如果他在波兰，我们可能给他自由。但是我们的苏联同志不愿释放他。”

　　判刑一年后，维尔姆·霍桑菲尔德再次中风，瘫痪在床;1952年死于狱中。

　　他宁愿谈巴赫

　　1957年，瓦迪斯瓦夫·什皮尔曼的第一次国外音乐会在德国举办，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·霍桑菲尔德。安娜玛丽给对琴家讲了丈夫的战时日记，还找出丈夫的照片。两年后她也离开了人世。

　　这时的瓦迪斯瓦夫已是华沙广播电台的音乐部主任，创作了1300多首歌曲，其中有些在当时的波兰家喻户晓。他很少提起战争，两个儿子读过他的回忆录，但这不是他们父子间的话题。劫后余生的钢琴家宁愿跟孩子们谈论他敬仰的巴赫，还有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。他说：“不能憎恨整个民族。” 1963年，他离开电台组建了华沙乐队，举办音乐会2000多场，大多是在国外。

　　80年代末，维尔姆的儿子赫尔穆特·霍桑菲尔德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到波兰，拜访了瓦迪斯瓦夫·什皮尔曼。抚今追昔，两家人涕泪交流。

　　钢琴家的小儿子安杰伊·什皮尔曼在汉堡开诊所时和霍桑菲尔德家也有了来往。1993年的一天，德国著名诗人沃尔夫·比尔曼(他的父亲也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)来到安杰伊的诊所，二人一见如故。安杰伊对诗人讲起父亲的回忆录和上尉的日记，比尔曼说：“这应该出版。”

　　以什皮尔曼的回忆录为基础，又补充进霍桑菲尔德战时日记的一些内容，由卡琳·沃尔夫翻译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《钢琴家》于1998年问世。这部浸透着钢琴家生命体验的作品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，迄今已被译成14种文字。

　　当波兰著名导演罗曼·波兰斯基(他也有幼年从集中营逃生的经历，母亲死在集中营)看到这部自传体小说时，书中“客观到近乎冷酷和精确地步”的描写深深震撼了他，使他终于有勇气直面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，并通过电影创作把它表达出来。

　　2000年的一天，风烛残年的钢琴家突然出现在众多媒体的话筒和闪光灯前，道出他多年不肯触及的伤痛：“……每天清晨醒来，我都想起与家人永诀的那个火车站。我想念他们……如今他们在哪儿?他们是怎么死的?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　　瓦迪斯瓦夫·什皮尔曼2000年7月6日辞世，享年89岁。